既要推動能源轉型，又要限制中國礦產供應鏈，能行得通嗎？

本周，來自世界各地的礦商、投資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齊聚悉尼，參加2023年國際礦業與資源峰會（IMARC），會議的主題之一是討論西方國家的礦業公司目前正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方面要生產出足夠的金屬以實現能源轉型，另一方面要建立替代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而在雄心勃勃的能源轉型願景和當下以及未來幾年可能發生的情況之間正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以礦業大國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無疑將在西方能源轉型過程中，在許多重要金屬的供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鋰和鐵礦石生產國，而鋰和鐵礦石是煉鋼的關鍵原材料。此外，澳大利亞還是銅、鎳和鋅的主要供應國，並擁有鈷和稀土等其他重要礦物的探明儲量。

然而，對該國的采礦行業來說，現在面臨的挑戰是開發資源，建設新的礦山以及在有能力的情況下發展下遊加工，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出口礦石，因為以往開發礦山的模式已經遠遠不足以為能源轉型提供足夠的原材料。

在過去，初級礦業公司的模式是籌集股本資本，進行勘探並探明資源。現在，他們努力要做的是嘗試籌集更多資金，尋找財大氣粗的合作夥伴，或希望大型礦業公司將其收購。

雖然這種情況也時有發生，但在IMARC看到的情況是數十家小型礦業公司尋求融資，而大多數公司最終一無所獲。由於缺乏龐大的散戶投資者資金池，機構投資者又不願為高風險的長期項目提供資金，因此籌集股權資本非常困難。

近年來，大型礦業公司在收購方面已經有所收斂，更傾向於精簡運營和向股東返還現金，即使進行投資，也主要是對現有業務進行棕地擴張。

對中國進行限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尋求現金以減少對中國在能源轉型供應鏈中主導地位的依賴時，西方采礦行業正暴露出缺乏資金和投資動力的問題。匯豐銀行金屬、采礦和過渡材料全球主管Michael Willoughby在IMARC的一個論壇上表示，采礦業有可用的資本，但這些資本都在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沙特阿拉伯等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也往往願意提供更多的支持，比如為采礦和加工投資提供1%的貸款和免稅期。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上周將用於關鍵礦產的資金翻了一番，達到40億澳元（約合25.2億美元），但這在采礦業根本算不上一大筆資金。比如，一家尋求在新南威爾士州開發鈷礦的初級礦業公司通常將需要約10億澳元來建設一座礦山並使其投產。

即使是3690億美元的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也不可能足以建立一個減少對中國依賴的整個關鍵礦產供應鏈。西方國家政府可能必須加大支持力度，發展新的礦山和加工業，並改革政策，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此外，政府還必須縮短審批新礦山所需的時間，同時確保新的項目盡可能符合環保要求。如果西方國家和公司真的要建設新的礦山和加工設施，並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那麼所需的總費用可能會以萬億美元計算，而不是目前的數十億美元。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正試圖從化石燃料發電和運輸轉向可再生替代能源，如氫氣、太陽能、風能和電池儲能。這些供應鏈依然被中國所主導，因此，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是可能的，但代價非常高昂。所有人都在討論能源轉型，但是如何為所有新的礦山、礦物加工和可再生能源設備提供資金，卻鮮少被提起，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