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加拿大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的经济政策。1985年，加拿大就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问题达成共识，从此加拿大人的生活就由这些共识所塑造。此后，苏联解体，中国入世，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朝着华盛顿共识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人们突然意识到，后疫情时代，加拿大经济政策所依据的华盛顿共识或许已经不复存在。
1982年，加拿大经济发展前景和经济联盟皇家委员会（麦克唐纳委员会）受命研究该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政治机构的有效性，1985年9月完成任务并发布报告。在经济方面，该报告建议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而非政府干预，以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
如果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21世纪初开始工作，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预算盈余、减税以及自由贸易这三驾马车——也被某些人描述为华盛顿共识并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为标志性人物——给加拿大以及全球打造了一条温和通胀、强劲就业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跑道。
在此期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也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数人当时普遍认为，WTO将会让中国变成西方世界可信赖的盟友。人们开始讨论“历史的终结”，并认真考虑商业周期是否已经被“战胜”。
这一国际环境对于加拿大十分有利，加拿大享有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权，同时又可以保留是否加入美国发起的战争的选择权。这也难怪很多X一代会逃避服兵役，毕竟整个世界都在华盛顿共识的有效组织下变得“井井有条”，干嘛要从沙发上起来自讨苦吃？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可能已经到头了。
最近十几年，财经消息所展现的是一个与华盛顿共识大相径庭的世界。包括渥太华在内的重要政治首都所孕育的傲慢和自满带来了各种损害，且不说各种金融危机和无力扭转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的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一个由谷歌和亚马逊而非埃克森美孚和波音主导的世界，以及中美激烈对抗而非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
现如今，COVID-19危机将无疑终结里根-撒切尔经济时代。虽然代价惨重，但此次疫情暴露了一个过度注重平衡预算而又忽视基本商品和服务提供的社会是多么地脆弱。一句话总结：华盛顿共识已死。
为此，加拿大的有识之士开始声讨决策层的理论清高，推动加拿大调整经济政策。前财政部长比尔·莫诺的顾问Robert Asselin和前首相史蒂芬·哈珀的前顾问Sean Speer最近在一篇新的报告中指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那种认为加拿大可以仅依赖传统的市场力量——而其他所有国家不这么做——保持竞争力的想法都是痴人说梦。这（新冠疫情）是一场将重塑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经济思想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危机。”
一年前，Asselin和Speer联合撰写了一篇报告，显示加拿大在一个更加注重创意而非石油和汽车零部件的世界已经不具备竞争力。这次，前加拿大央行经济学家，现就职于CIBC Capital Markets的Royce Mendes也加入到推动加拿大经济政策改革的队伍中来，称以自由放任为核心内容，并且塑造了过去40年国内经济政策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到两个新的挑战：数字经济的崛起以及中美科技“冷战”正在改变全球商业和地缘政治的假设前提。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几乎就在一夜间快速启动了医疗设备的生产以及药物的研发，这增强了Asselin和Speer的信心，认为他们提出的一个主要建议——重新采纳产业政策——或许行得通。这一提议会让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暴跳如雷，数十年以来，这些人一直坚信产业政策是对公共资源的低效应用，是一帮外行官僚和政客试图通过重点扶持某些产业来挑选赢家和输家。
Asselin和Speer认同政府应避免向单个企业提供补贴，但对于产业政策本能的反对其实是一种误导，原因如下：诸如美国和德国等国已经取得了利用公共资源创造新产业的巨大成功；错误假设了政治家的不良动机不能受到抑制；以及损害了加拿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不过，与其尝试打造优势产业，Asselin和Speer建议联邦政府采纳“挑战驱动型产业战略”，即为了解决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向特定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比如说智慧社区、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将公共资源重点投向具备竞争力以及有机会加入国际供应链的经济领域。
政府将仍然是教育和研究的主要资金提供者，但也将在采购方面倾向国内公司，同时确保税收和监管政策不会“打架”。
这听上去非常地离经叛道，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蜷缩于加拿大已经太长时间了。Asselin和Speer指出，我们的竞争对手为了获得战略优势同时部署市场和国家的力量优先培育产业能力，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疑虑和不安。然而，加拿大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针对的却是一个正在逐渐消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