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來，加拿大都從未認真反思過自己的經濟政策。1985年，加拿大就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政策問題達成共識，從此加拿大人的生活就由這些共識所塑造。此後，蘇聯解體，中國入世，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朝著華盛頓共識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讓人們突然意識到，後疫情時代，加拿大經濟政策所依據的華盛頓共識或許已經不復存在。
1982年，加拿大經濟發展前景和經濟聯盟皇家委員會（麥克唐納委員會）受命研究該國未來的經濟前景以及政治機構的有效性，1985年9月完成任務幷發布報告。在經濟方面，該報告建議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而非政府干預，以及與美國的自由貿易。
如果你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或21世紀初開始工作，你實在是沒有什麽可抱怨的。預算盈餘、减稅以及自由貿易這三駕馬車——也被某些人描述爲華盛頓共識幷以美國總統裡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爲標志性人物——給加拿大以及全球打造了一條溫和通脹、强勁就業以及經濟高速增長的跑道。
在此期間，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也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多數人當時普遍認爲，WTO將會讓中國變成西方世界可信賴的盟友。人們開始討論“歷史的終結”，幷認真考慮商業周期是否已經被“戰勝”。
這一國際環境對于加拿大十分有利，加拿大享有進入美國市場的特權，同時又可以保留是否加入美國發起的戰爭的選擇權。這也難怪很多X一代會逃避服兵役，畢竟整個世界都在華盛頓共識的有效組織下變得“井井有條”，幹嘛要從沙發上起來自討苦吃？
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可能已經到頭了。
最近十幾年，財經消息所展現的是一個與華盛頓共識大相徑庭的世界。包括渥太華在內的重要政治首都所孕育的傲慢和自滿帶來了各種損害，且不說各種金融危機和無力扭轉氣候變化，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的思維已經難以適應一個由谷歌和亞馬遜而非埃克森美孚和波音主導的世界，以及中美激烈對抗而非互利共贏的國際格局。
現如今，COVID-19危機將無疑終結裡根-撒切爾經濟時代。雖然代價慘重，但此次疫情暴露了一個過度注重平衡預算而又忽視基本商品和服務提供的社會是多麽地脆弱。一句話總結：華盛頓共識已死。
爲此，加拿大的有識之士開始聲討决策層的理論清高，推動加拿大調整經濟政策。前財政部長比爾·莫諾的顧問Robert Asselin和前首相史蒂芬·哈珀的前顧問Sean Speer最近在一篇新的報告中指出，“游戲規則已經改變。那種認爲加拿大可以僅依賴傳統的市場力量——而其他所有國家不這麽做——保持競爭力的想法都是痴人說夢。這（新冠疫情）是一場將重塑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後經濟思想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危機。”
一年前，Asselin和Speer聯合撰寫了一篇報告，顯示加拿大在一個更加注重創意而非石油和汽車零部件的世界已經不具備競爭力。這次，前加拿大央行經濟學家，現就職于CIBC Capital Markets的Royce Mendes也加入到推動加拿大經濟政策改革的隊伍中來，稱以自由放任爲核心內容，幷且塑造了過去40年國內經濟政策的華盛頓共識遭遇到兩個新的挑戰：數字經濟的崛起以及中美科技“冷戰”正在改變全球商業和地緣政治的假設前提。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政府幾乎就在一夜間快速啓動了醫療設備的生産以及藥物的研發，這增强了Asselin和Speer的信心，認爲他們提出的一個主要建議——重新采納産業政策——或許行得通。這一提議會讓華盛頓共識的信奉者暴跳如雷，數十年以來，這些人一直堅信産業政策是對公共資源的低效應用，是一幫外行官僚和政客試圖通過重點扶持某些産業來挑選贏家和輸家。
Asselin和Speer認同政府應避免向單個企業提供補貼，但對于産業政策本能的反對其實是一種誤導，原因如下：諸如美國和德國等國已經取得了利用公共資源創造新産業的巨大成功；錯誤假設了政治家的不良動機不能受到抑制；以及損害了加拿大的國際競爭能力。
不過，與其嘗試打造優勢産業，Asselin和Speer建議聯邦政府采納“挑戰驅動型産業戰略”，即爲了解决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而向特定企業提供大量補貼，比如說智慧社區、公共衛生和氣候變化。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將公共資源重點投向具備競爭力以及有機會加入國際供應鏈的經濟領域。
政府將仍然是教育和研究的主要資金提供者，但也將在采購方面傾向國內公司，同時確保稅收和監管政策不會“打架”。
這聽上去非常地離經叛道，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我們蜷縮于加拿大已經太長時間了。Asselin和Speer指出，我們的競爭對手爲了獲得戰略優勢同時部署市場和國家的力量優先培育産業能力，他們這麽做的時候沒有絲毫的疑慮和不安。然而，加拿大制定和實施的經濟政策針對的却是一個正在逐漸消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