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恐怕很多东西都会发生改变。本周，加拿大智库公共政策论坛发布《加拿大的挑战驱动型产业战略》系列报告，建议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启动大规模的后疫情时代国家产业战略规划（后疫情时代：加拿大经济政策所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该报告的主要撰写者包括前首相史蒂芬·哈珀的前顾问Sean Speer（保守派）和前财政部长比尔·莫诺的顾问Robert Asselin（自由派），前加拿大央行经济学家Royce Mendes提供协助。
什么是挑战驱动型产业战略？该报告当中的一句话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过去40年贸易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市场驱动型增长的多数时间里，加拿大和全球经济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现在是时候抛弃这些曾经成功的政策了，转而应该采纳新的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的经济模式。
换句话说，加拿大不仅应该进口中国的商品，现在更应该进口中国的国家经济规划和调控政策。Speer/Asselin/Mendes在报告中表示：“为了培育在无形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实施了专门的国家产业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在于该国采纳了国家驱动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中国有能力利用国家计划主导正在无形经济领域成形的新的全球范式。但是，即使我们认同市场经济已经促使经济从有形向无形资产的转移，但这并不一定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形经济必须采用中国式的国家经济战略。
至于无形经济的本质，在此不去赘述。简单来说，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全球正从有形商品生产模式转向新的科技驱动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公司生产的不再是实物而是想法、软件和数据。因此，如今人们对公司进行估值时更多基于他们的技术而不是厂房和设备的投资。
Speer/Asselin/Mendes的报告回顾了过去40年的自由市场政策，提到了里根和撒切尔，同时提及加拿大皇家委员会（麦克唐纳委员会）在1985年发布的报告，支持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加拿大经济繁荣发展。不过，Speer等人指出，2020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份，加拿大或许需要抛弃所有新自由主义思维窠臼。
该报告援引《外交政策》杂志的一项专家调查报告称，外交政策思想家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哈佛大学的Stephen M. Walt就表示，疫情将导致全球化的进一步倒退并将增加国家政府的权力。这些变化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Speer等人因此认为，这些变化将使得加拿大有必要采纳国家产业战略。
为了支持他们的结论，Speer/Asselin/Mendes报告引用了大量的反全球化书籍、评论和评估，包括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企业型政府》、盖伊·斯坦丁的《资本主义的衰败》。斯坦丁将高盛、优步乃至任何资产的所有人描绘为压迫工人的“食利者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反资本主义大堡垒《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马丁·沃尔夫也是斯坦丁著作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政策4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富人越来越富，金融和大科技经济也被操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Speer等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并且粗略描述了他们新的挑战驱动型产业战略将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顶层架构，把这个战略推动起来。这样一个产业战略将涉及各种政策，包括金融研究和开发、税收、创新、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监管和人力资本等，最终目标是要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领域建立比较优势。
至于要在那些关键领域下手，Speer/Asselin/Mendes的报告并未提供太大的建议。该报告否定了“优先发展产业”的思路，不过建议政府在3个关键领域——气候变化、智慧城市和人口老龄化——鼓励“国内技术和商业应用”，或许可以开展某种军事工作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军事工业综合体。
